“但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杨开慧的觉悟之路
“1901年11月6日拂晓，南方初冬一个可爱的早晨，万朵红霞，簇拥在飘峰山顶，似山花，如火焰，把板仓冲映得通红。这时，从杨家下屋右侧的厢房里，传出了一个新生婴儿的啼哭声。”
这是陈冠任老师写的《杨开慧：毛泽东的“人间知己”》开篇中的第一段话。我特别喜欢，便将其摘录出来作为2021年11月6日同修历的分享文字。
这一天，我们还跑到长沙县开慧镇开慧村，举办了同心汇社会企业发展研讨会，主题为“同心共创，开启智慧”，我讲了两个小时，做了两个主题分享，一个是“杨开慧的觉悟之路”，一个是“中国社会企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以此活动纪念杨开慧诞辰120周年。
提到与杨开慧的缘分，要从2014年说起。在此之前，我对她的事迹都是陌生的。直到那年冬天，我有一次到开慧镇给乡村创客们做培训，空余的时间到开慧纪念馆参观。在参观中读到了杨开慧在1929年6月20日追记中的一句话：“我觉得我为母亲而生之外，是为他而生的。我想象着，假如一天他死去了，我的母亲也不再了，我一定要跟着他去死！假如他被人捉着去杀，我一定要同他共这一个命运。”
读完这一句，我泪流满面。被这种刻骨铭心的“毛杨之恋”所打动。
参观完纪念馆一楼就对杨开慧的事迹有了一个较全面的了解。二楼是杨昌济生平事迹展，主题是“欲栽大木柱长天”。如今回想起来，找到了其中的联系。开启智慧之后，就要立下大愿，板仓先生的大愿就是“欲栽大木柱长天”，得天下之英才而育之。
杨开慧是之所以是“开慧”的，在于她的父亲也是“开慧”的。或说，开启民众之智慧，也是杨昌济的使命。所以他给自己的两个孩子的取名是杨开智和杨开慧。你看，从名字来说，就有这么多深刻含义。
所以，要讲杨开慧的觉悟之路，首先要从她爸爸杨昌济的觉悟之路开始说起。
杨昌济，字华生，1871年4月21日生于板仓。2021年为板仓先生诞辰150周年。
杨昌济8岁母亲去世，14岁父亲去世，给他早年的生活留下不少阴影。17岁与表姐向振熙结婚。婚后生有一女，取名杨琼，出生不久后夭折。婚后第二年考上秀才，1890年考举人不顺利，便出门授徒，边教边学，三年后再考，又不第。最后便在乡里授徒为主，偶尔到长沙居住一段时间。
1898年，北京大学前身京师大学堂成立那一年，杨昌济进入岳麓书院读书。此时，康有为、梁启超发动的戊戌变法兴起，杨昌济参加了谭嗣同、唐才常在湖南组织的维新改良活动，成为他们组织的南学会的“通讯社友”，借此机会，他向谭嗣同、唐才常请教，彼此交流。这一年儿子出生，取名杨开智。戊戌变法失败，杨昌济怅怅地回了板仓，隐居乡间设学授徒三年，1901年，女儿出生，取名杨开慧。
青年时期的杨昌济深研宋明理学，尤其对曾国藩治学、修身、处事之道推崇备至。戊戌变法使他思想发生极大变化，认为“非改革不足以图存”。
杨昌济第一次读谭嗣同的《仁学》后，深有感慨地说，“人不闻道，是谓虚生”。1903年起，为寻找救国真理，探索兴国出路，先后赴日本留学，赴英国深造并徒步考察德国，历尽艰辛，于1913年回国。十余年间，坚定了“欲救国家之危亡，舍从事国民之教育，别无他法”的决心。
归国后以教育改造人心为己任，全身心致力于教育事业；他将西学融汇于中国传统儒学之中，把以道德教育为中心的德、智、体全面发展作为其教育思想的精髓，并认为德育教育的本质就是努力鼓励学生“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他重视教育的普及和提高，强调实践，注意发现和培养人才，在短暂七年教育生涯中，桃李满天下，声誉传中外。
1920年1月17日，杨昌济在北京去世。去世前给政界名人章士钊写信，推荐两个年轻人。信中说，“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欲言救国必先重二子……毛蔡二君，当代英才，望善视之！”
杨昌济字“华生”，30岁得开慧一女，觉悟后以“欲栽大木柱长天”为使命。他逝世近30年之后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生”，如他所愿，他栽的大木“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柱住了长天。
1908年，杨开慧长到七岁时，杨昌济从国外来信，要她上学读书。她家斜对门的杨公庙，办了长沙县第四十初级小学。山冲里从来不让女孩读书，但学校破例为杨开慧等七个女孩子单开了一个班。
1910年，杨开慧又跟随母亲向振熙一起到衡粹实业女校读书。母亲学习缝纫、刺绣等女子实用技术，杨开慧在附设小学读书。母女同校读书一时被传为佳话。
杨开慧上学期间，父亲每两年从国外回来一次，给她讲述一些国外见闻和简单的道理，教她博览群书，把读书当作汲取新知识、新思想的一个重要方法。良好的教育，开阔的思想，深厚的家学，使得小开慧不断成长。在父亲的鼓励下，她刻苦学习，阅读了不少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打下了良好的文学基础，并练出了一手好毛笔字。她从小爱读《木兰辞》，向往那种戎马倥偬的征战生活，希望有朝一日，自己也能一展身手。
1913年，杨昌济接受了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的聘请，成为了一名教员。这一年春，20岁的毛泽东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一年后，第四师范合并于第一师范，于是，他们便都一起去了第一师范。
关于杨开慧和毛泽东是如何相识的，史料上无确切记载。根据许多人的回忆，他们见面的情况大致在1914年春。
从这个时候开始，毛泽东、蔡和森等青年们经常到杨昌济家聚会，畅谈治学之道，纵论天下大事，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一谈就是一整天。他们的座谈和聚会，吸引着杨开慧，也影响着杨开慧。
杨昌济反对封建的腐败生活，提倡民主和科学的新生活。他对学生们的影响不仅在学问上，而且对他们的人生和生活方式也产生着巨大影响。杨昌济曾有一段时间“废止朝食，行深呼吸，主张静坐，常年行冷水浴，冬天也不间断。”毛泽东、蔡和森等人也模仿他，跟他学习。大概有一年多，毛泽东等人与老师一样都不曾吃早饭。暑假，毛泽东、蔡和森、罗学瓒及张昆弟几人一起住在岳麓山下读书、休养，每天只吃新蚕豆饭一顿，既废朝食，也不晚餐，每天清早还在山上打坐，然后下来去湘江边游泳。他们一直坚持到假期满后才回校，过了一个像修行人一样的暑假。
以后，毛泽东扩大了浴的范围：在太阳下面，在大风里，在大雨下，赤身让太阳晒、让大风吹、让大雨淋。对此，毛泽东叫做“日浴”“风浴”“雨浴”。凡此，都是为了锻炼身体。他在日记里写道：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1915年4月15日，杨昌济的日记里有这样的记载：“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才，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毛生曾务农二年，民国反正时又曾当兵半年，亦有趣味之履历也。”
1915年7月，因为要去湖南高等师范学校任教的缘故，杨昌济举家迁往河西岳麓山下。但他和毛泽东等一师学生的联系并没有因此中断。为了方便毛泽东等人前往他家学习和讨论，他还在家里专门辟了一间客房。
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是湖南大学的前身，1907年迁入岳麓书院旧址办学，成为当时湖南最高学府。杨昌济欣然受聘为高师文科教授，讲授伦理学、教育学及心理学等课程。
1917年，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迁入岳麓书院办学，怀揣实业报国梦想的校长宾步程，手书“实事求是”悬挂于岳麓书院讲堂，将其作为校训，引导学生从事实出发，崇尚科学、追求真理。
而此时的杨昌济正在筹备成立湖南大学。1917年9月，湖南省政府正式在岳麓书院半学斋设立湖南大学筹备处，聘任杨昌济、孔昭绶、胡元倓、易培基等四位先生为筹备员。正是这个暑假，青年毛泽东与刚从湖南高师毕业的蔡和森相约住进了湖大筹备处，从那时起至1919年间，毛泽东多次寓居在湖大筹备处岳麓书院半学斋，开始救国救民的求索之路。
杨昌济到了岳麓书院，跟着就把毛泽东带了过来。从此毛泽东也成为了岳麓书院的旁听生。“实事求是”四个字被毛泽东像施了魔法一样赋予了崭新的内涵。
再到后来，杨昌济接到好友章士钊邀请，到北京大学出任伦理学教授。1918年6月，他举家迁往北京，住在鼓楼附近的豆腐池胡同9号，在门上仍挂着一块铜牌叫“板仓杨”。
这时的杨开慧已经快17岁了。时代在发展，北京大学已经成为新思潮的汇聚地。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常到这里讲学，宣传革命道理。杨开慧如饥似渴地学习各种新知识，吸收各种新思想。
她后来回顾起这段时光，在《从六岁到二十八岁》自述中写到：“我很想寻出一个信仰来！后来我决定了我的态度，尽我的信，尽我的力，只要做到这一个‘尽’字，其余就不是我的责任了……我安心要把身体弄强健，尽我的力去驱逐病魔。这个方针定了不久，我就到了北京，那时是十六岁的光景。我清早起来洗冷水澡，行体操。我只穿一件旧棉袄过冷天。那时现出我的意志力出来！我觉得我无论什么都能承受，我简直相信人的寿命，可以由人的意志力去延长它的。那时，我同情下层生活的同胞，我忌恨那些穿华服只顾自己快活的人。我热天和下层生活的人一样，穿大布衣。”
在北京的日子虽然也很充实，但她总觉得像缺少什么似的，常常怀念起在长沙的那些难忘的岁月。究竟缺少什么呢？她开始还不甚明白。后来，她才越来越强烈的感到，家里缺少过去那种生机勃勃的讨论会，北京缺乏长沙那些谈得来的朋友，在学习上，也没有像毛泽东这样的兄长做老师。她常常想，“要是毛泽东能到北京来，该有多好！”
杨开慧全家一走，1918年6月，毛泽东也从湖南一师毕业，结束了他的学生时代。毕业后，他面临着新的生活道路的选择。
不久，毛泽东接到杨昌济的来信。北京大学不愧是一个最前沿的资讯中心，杨昌济到北京大学任教后，从蔡元培处得知华法教育会召集留法勤工俭学活动的消息，马上写信告诉了自己最欣赏的学生毛泽东。他告诉毛泽东，这是一条很好的发展之路。这才有毛泽东和北大的缘分。后来，毛泽东便又成为了北京大学的旁听生。
1918年8月15日，毛泽东同罗章龙、邓中夏、萧子升、李维汉等25名青年一起启程到北京，路上遇到河南涨水，8月19日才到北京。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来北京。没有北京经历，毛泽东将无法成为毛泽东。
大队人马到北京后，毛泽东住在杨昌济家中，其他人则散居在湖南一些县设在北京的会馆里。
对于毛泽东的到来，杨开慧有一种莫名的感觉。虽说分别只有三个月，仿佛有好几年似的。住在杨家的日子里，毛泽东与杨开慧建立了恋爱关系。他们经常漫步在北海桥头，欣赏着古都风光，体验着初恋的甜蜜。
毛泽东后来接受《红星照耀中国》作者斯诺的采访时动情的回忆：“我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条件很差，可是在另一方面，古都的景色是鲜艳而又生动的，这对我是一个补偿。我住在一个叫做三眼井的地方，同另外七个人合住在一间小屋子里。当我们大家都挤在炕上睡觉时，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每逢我要翻身，往往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但是，在公园里和故宫广场上，我却看到了北方的早春。当北海仍然结着冰的时候，我看到白梅花盛开。我看到北海的垂柳，枝头悬挂着晶莹的冰柱，因而想起唐朝诗人岑参咏雪后披上冬装的树木的诗句：‘千树万树梨花开’。北京数不尽的树木引起了我的惊叹和赞美。”
虽然北漂青年毛泽东生活艰苦，但回忆起来都成了美好的记忆。为什么会这样？只因为有和开慧的伟大爱情的滋润。
同行来京的罗章龙考进了北大预科，杨昌济本来希望毛泽东也去报考北大，但是教育部有一个规定，中等师范毕业生不能马上考大学，先要服务几年，毛泽东只好暂时搁下了这一想法。进不了北京大学，生活费用也没有来源，他很想找个工作。最后经过杨昌济的推荐，北大校长蔡元培写了一个条子，让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给他安排了“助理员”的工作。主要负责管理第二阅览室的15种中外文报纸，登记阅览者姓名，月薪8块大洋。
关于这段工作经历，还有另一个版本。曾在北大代理校长的蒋梦麟在《回忆中的李大钊、毛泽东》一文中说：“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当书记，是在我代理校长的时期。有一天，李守常到校长室来说，毛泽东没饭吃，怎么办？我说，为什么不让他仍旧办合作社？他说不行，都破产了。我说，那么图书馆有没有事，给他一个职位好啦。”
从这一段故事来看，毛泽东在去图书馆工作之前，还在中国第一家合作社——北京大学消费公社工作过。这一段参与创业的短暂经历对毛泽东影响也很大，这才有了后来在长沙创办文化书社的经历。
由于在李大钊手下工作，李大钊的言论和行为给毛泽东以最直接、最深刻的影响。李大钊是中国热情讴歌俄国十月革命的第一人。自从1917年俄国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劳农政府，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理论学说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它就像一缕新世纪的曙光，照亮了暗夜中国的前程。
于是，走俄国革命的道路，成为那时一批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鲜明主张，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也因此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一种重要的新思潮。
1918年11月，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在天安门广场发表了题为《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的两次演说。李大钊热情洋溢地告诉世人：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那天，在李大钊讲演的现场听众中，就有25岁的毛泽东。也就是从此以后，毛泽东开始具体了解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阅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
在北大期间，毛泽东和罗章龙、邓中夏经常在一起。由于和毛泽东的关系，杨开慧也经常一起去北大，与他们在一起交谈、讨论问题。毛泽东一边在北大图书馆工作，一边主持湖南青年留法勤工俭学之事。但是，他最后却决定自己不去法国留学了。对此，很多新民学会会员不理解。
他的回答是，想留在国内，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做一些切实的研究，对国内问题做一些更深入的了解。1920年3月14日，毛泽东在给周世钊的一封信中说到这件事：“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一些人只是一种‘谜’。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明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和黎锦熙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因此，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
除了想留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之外，可能还有跟外语基础不好有关，更重要的可能还有对杨开慧的不舍。
湖南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们就要启程出国，毛泽东于1919年3月12日告别杨家，离开北京去上海，送别湖南赴法青年后，他又去拜访了被北洋政府逼到上海的《新青年》主编陈独秀。4月6日，毛泽东带着许多刚刚学到的新的思想和活动经验回到长沙，住到了修业小学。
毛泽东回到湖南后，马上给杨开慧写了信，杨开慧回信也很及时。这时杨开慧写给毛泽东的信，称呼就是一个字：“润”；毛泽东的回信，称呼也是一个字：“霞”。他们热烈又真诚的相爱，把彼此视为知己、知音。
后来，杨开慧在自述中曾回顾了这段相思相恋的心境：“不料我也有这样的幸运，得到一个爱人！我是十分的爱他，自从听到他许多的事，看见了他许多的文章、日记，我就爱上了他......”
第一次北京之行给毛泽东带来了莫大的灵感，回到湖南后，毛泽东以满腔的热忱打造了了一个爆款——《湘江评论》。他全力投入《湘江评论》的编辑工作。但是，预约的稿子常不能收齐，他只好自己代笔补白。一个多月内，毛泽东竟为《湘江评论》写了40篇文章。文章写好了，他自己编辑，自己排版，自己校对，有时还亲自上街叫卖。
《湘江评论》取得轰动性成功。创刊号2000份当天全部售出，第二天又增印2000份仍不够，于是第2期改印5000份。这个发行量，在当时可谓"爆款"。
这是一本“打开了洞庭湖的闸门”的刊物。有很多金句流传至今：“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毛泽东把自己编辑的《湘江评论》也寄给了远在北京的杨开慧。深让她和她的父亲感到骄傲。
他们再次在北京相见要等到9个月之后了。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再次来到北京。这一次到北京主要是为反对湖南督军张敬尧，而到北京请愿驱张。
这个时候的杨昌济由于病情加重，已经由西山转到了北京德国医院。1920年1月17日，杨昌济去世。临终前他还与友人谈话，说“吾意正畅”。谁能料知，这竟成了这位深受青年学生爱戴的学者的最后遗言。
六天后，毛泽东家里传来噩耗，他51岁的父亲去世。两人之逝仅差短短的一星期。而毛泽东母亲已于1919年10月5日去世，身为长子的他这个时候已经成为家里的顶梁柱了。
杨昌济去世，毛泽东是治丧委员会成员，以女婿身份为其守孝，并且作为家属代表致辞。办完丧事，杨昌济的灵柩南归回长沙板仓安葬。
在此期间，上海新民学会给毛泽东发来信件，通知4月份全国各地的学联到上海开会。北京驱张代表团开会决定由他前去上海继续开展驱张活动，并参加会议。
这样，毛泽东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全程护送恩师灵柩回湘，则来不及参加上海的会议；如果赶去上海开会，就不能护送灵柩到长沙。杨开慧得知这个情况，对毛泽东的事情表示支持与理解，最后定了一个折中的方案。毛泽东一路护送到武昌，然后折回上海。
杨开慧和哥哥杨开智安葬父亲后，在板仓小住了些时间。1920年春返回长沙，住在六舅妈家里。后来到福湘女子中学读书，杨开慧剪掉了盘在耳边的辫子，成为女子中学第一个剪短发的。
1920年7月7日，毛泽东回到长沙。杨开慧与毛泽东久别重逢。这次见面不久，一师校长任命毛泽东为第一师范附小主事，相当于小学校长。这一职位使得毛泽东在长沙获得了相当的地位，有了比较宽裕稳定的收入。但他没有安于现状，而是开启了新的创造。
7月31日，毛泽东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发起文化书社》。宣传新文化、新思想必须要有一个阵地，而且还要能够自己造血，实现可持续发展，这就是文化书社的作用。杨开慧知道后，说服她母亲，将父亲的奠仪费拿出来支持毛泽东创办社会企业。钱虽然不多，但这种鼓励和支持格外珍贵。
8月2日，社会企业文化书社正式成立。9月9日，正式开始营业。此后，文化书社成了毛泽东开展建党建团工作的重要联络点，也是杨开慧刻苦攻读马列著作的课堂。毛泽东和杨开慧常在这里跟其他革命同志联系、交流。
文化书社成立后，杨开慧遵从毛泽东的安排，担负了湖南省学联的宣传工作。她开始一边读书，一边奔波于各个学校之间。1921年10月，毛泽东在湖南组建社会主义青年团。1920年冬天，杨开慧光荣的入了团。
在这段令人难忘的峥嵘岁月里，毛泽东在长沙进行的一系列革命活动，杨开慧都满腔热情地参加，并竭尽全力去支持。她无限热爱毛泽东，坚信他领导的革命事业，毛泽东也为自己有杨开慧这样一位忠实的战友、伴侣和助手而自豪。这年冬天，他们结婚了。19岁的杨开慧嫁给了27岁的毛泽东。
关于自己的爱情观，杨开慧曾有较为详细的文字：
“大约是十七八岁的时候，我对于结婚也已有了我自己的见解，我反对一切用仪式的结婚，并且我认为，有心去求爱，是容易而且必然的要失掉真正神圣不可思议的最高级最美丽无上的爱的！我也知道这不是普通人能够做得到的事，而且普通人是懂不到这一头来的。然而我好像生性如此，不能够随便，一句恰好的话可以表现我的态度出来：‘不完全则宁无’。”
在杨开慧来看，毛泽东是个不平常的人，自从她了解了毛泽东并爱上他以后，她为了心爱的人是可以付出一切的。后来，她用自己的生命践约了这一点。
结婚后不久，寒假就来了，他们一起回板仓过春节。许多亲朋好友来到板仓杨家既贺新婚，又看新郎。但是大家进屋一看，一切如旧，没有添置一点新摆设。大伙再一打听，他们一没办嫁妆，二没坐花轿，三没办酒席，既没媒人送亲，又没披红戴花拜堂。很多亲戚都觉得太寒碜了。
杨开慧说：“我们不做嫁妆，不坐花轿，不举行婚礼，不做俗人之举，婚事新办”。这样的思想放到现在都是前卫的，这样的婚礼100多年后依然是稀奇而让人羡慕的。因为这就是真爱啊。毛杨之恋可以说是志同道合的革命婚姻。
回到长沙后，又小范围请了一些好友吃上了一顿饭，这便是毛泽东男方的结婚仪式了。
进入1921年后，杨开慧和福湘女中的进步同学一起，在长沙城里办起了平民识字班。她们自己编教材，自己刻蜡版，自己印讲义，轮流给那些无钱上学的穷人孩子讲课。她们还通过识字，提倡抵制洋货，宣传爱国思想。平民识字班很快由一个发展到三个，又由三个发展到九个，学生从十多人发展到数百人。
除了参与社会实践，杨开慧更重要到工作是成为毛泽东的助手。
1921年6月，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先后收到上海共产党发起组的来信，要他们各派两名代表前往上海开会，准备建立党组织。6月29日，毛泽东和何叔衡作为湖南代表启程前往上海。
1921年8月，毛泽东、何叔衡参加完中共一大由上海回到长沙。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下一步怎么做呢？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尽管这个论断毛泽东到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才提出来，但一开始他就是这么做的。
参加完一大回湖南，他觉得党需要有一个加强理论学习和宣传的场所，于是又创建了湖南自修大学，以此作为培训党的干部的基地。后来这个学校被称为“党校之源”。杨开慧也参与了该校的筹建工作，并利用自己学联干事的身份，筹集经费。
在创建湖南自修大学的同时，毛泽东着手组建湖南地方党组织。10月10日，湖南中国共产党支部成立，毛泽东任书记，成员有何叔衡、易礼容等人。不久，杨开慧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党龄而论，她在女性中仅次于缪伯英，成为我党历史上第二个女党员。
1922年5月，毛泽东和何叔衡在中共湖南支部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共湘区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区委机关设在长沙小吴门外清水塘22号，这里便成了毛泽东夫妇的第一个家。不久，便把开慧的母亲向振熙也接来一起生活。
在艰难、危险的斗争环境中，杨开慧一直负责湘区党的机要和交通联络工作。身兼秘书、机要、文印、联络、总务等多种职务。她经常出入城东小吴门，到文化书社、湖南自修大学等党等联络点，传送党的文件和毛泽东的指示。多次随毛泽东到长沙新河火车头修理厂铁路工会和第一纺织工厂进行调查研究工作，为工人夜校讲课。此外，杨开慧还经常帮助毛泽东草拟签发文件，整理材料，热情接待来访的工人、农民、妇女和学生，辛勤处理区委机关的大量日常事务，并常常为深夜前来开会的同志站岗放哨。
1922年，毛泽东又创办了湖南青年图书馆，杨开慧担任该馆的负责人，主持馆内一切事务。形势发展得实在很快，毛泽东和杨开慧的工作都十分忙碌，杨开慧结束了在岳云中学的学习，开始了一个革命者的战斗生涯。
1922年10月24日，毛泽东的第一个儿子毛岸英诞生。儿子降生后，毛泽东没有马上到医院，那个时候他正如火如荼地忙着工人运动。为了促使泥木工人罢工的胜利，他忙了一个通宵，赶写成《长沙泥木工人呈省长文》，第二天发表在湖南《大公报》上。再经过艰难的谈判，终于取得罢工胜利。
直到毛岸英出生第三天，毛泽东才急匆匆地来到医院。见到刚出生的儿子，他喜不自胜。而对于毛泽东的晚到而来，杨开慧没有半句怨言。这时杨开慧21岁，毛泽东29岁。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这次会议对毛泽东的政治生涯来说，是一个较大的转折。他被选为中共执行委员和中央局委员。陈独秀被推举为委员长，毛泽东为中央局秘书，协助陈独秀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中央局5位成员为：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其中有两位是毛泽东的好友，即蔡和森、罗章龙。
三大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国共合作问题，三大之后，中央机关暂留广州。三个月后，毛泽东随中共中央机关迁往上海。毛泽东离开长沙到上海后，杨开慧和母亲带着儿子回了板仓。1923年11月23日，在板仓，她生了第二个孩子毛岸青。过了月余，她和母亲、孩子又回到了长沙清水塘。
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及党的三大决议：中共党员可以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在国民党内担任工作。于是在国民党一大选出的中央执委中，李大钊等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毛泽东当选为候补执行委员。毛泽东被派往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1924年2月中旬，毛泽东再次来到上海。
1924年前后，是毛泽东早期革命生涯中极为重要的日子。这个期间，毛泽东与杨开慧聚少离多。这个时候的毛泽东忙于纷繁的工作，很少写信回家。杨开慧上有老下有小，生活十分清苦。加上以前她的革命工作都是在毛泽东的指示下进行，并且主要是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现在毛泽东一走，她只能将大部分精力都放在带娃上，也没有什么时间去参加集体活动。丈夫不在身边，她的心境孤独而又落寞。她希望毛泽东记挂着她，希望跟毛泽东一起到上海、广州团聚。
起初，毛泽东并不十分理解妻子的心。他觉得大城市生活压力太大，加上经常东奔西走，也照顾不到开慧母子。倒不如在长沙亲戚朋友多，还有个照应。并且，他还笔录了唐人元稹的一首诗《菟丝》赠给杨开慧：“人生莫依倚，依倚事不成。君看菟丝蔓，依倚榛与荆。下有狐兔穴，奔走亦纵横。樵童砍将去，柔蔓与之并。”
毛泽东还在另一首给杨开慧的《贺新郎》词中有一句原本写的是：“我自欲为江海客，更不为昵昵儿女语”。
见到毛泽东抄赠的诗还有那句词，杨开慧感到十分气恼，她的自尊心受到严重伤害，觉得毛泽东把她比作“菟丝”，是轻视她。一向视为知己的毛泽东，怎么变得这么不理解她的心情了呢？你毛泽东欲为江海客，不恋儿女情，难道我杨开慧就是那种只是守着丈夫卿卿我我过日子的旧式女子吗？我要求和你毛泽东同往为的是助你一臂之力，难道不可以吗？只有你革命，我就落后了吗？你要我当家庭妇女，我这个解放了的女性不是又倒回去了吗？杨开慧满心委屈，赌气不给丈夫回信。
等到毛泽东再次回到长沙，杨开慧没有往日的热情。后来，当杨开慧含着泪向他倾诉了自己的委屈时，毛泽东震惊了。这些年，杨开慧为他承担了繁重的家庭担子，他不曾为她分过忧，连她的革命要求，都没有予以重视，难怪妻子要埋怨自己了。毛泽东心中涌起阵阵歉意。他的认错态度好，觉得确实是自己做得不对，几番解释，两人重归于好，“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便是证明。
1924年4月，毛泽东回上海后，马上写信给杨开慧，要杨开慧带着全家到上海来团聚，一起生活。5月，杨开慧带着岸英、岸青和母亲等，从长沙做轮船去上海。这是杨开慧和毛泽东结婚后第一次出门远行。
到了上海，他们一家子住在慕尔鸣路（今茂名路）甲秀里，一直住到1924年底。1937年初，毛泽东在延安与斯诺夫人海伦·斯诺的谈话中称：这段日子是他一生中“最安定、最富有家庭生活气息的日子”。这段话刻在了甲秀里毛泽东旧居。
在上海的奋斗岁月是很难忘的，但也是很紧张的。这时，在党内，对于国共合作统战的策略，毛泽东与陈独秀的观点产生了一定差距，毛泽东感到压力很大。与此同时，蔡和森主办《向导》，一周一期，一个人负责，人手太少，蔡和森也病倒了。大部分的事务性工作都全部落在了毛泽东身上，他心力交瘁，常常工作到深更半夜，终于积劳成疾，这个时候已经是岁末年初，临近春节了。
杨开慧很为毛泽东的身体担心，劝他回湖南休养一段时间，这个时候刚好蔡和森也出院了，这样，1924年底，毛泽东、杨开慧带着全家回到家乡。准备一边养病，一边做些农村调查工作。
杨开慧在上海工作和生活了半年，这是一段愉快而又紧张的岁月。
1925年2月，毛泽东与杨开慧回到韶山，开展农民运动，这是杨开慧第一次到韶山。她一面尽力照料毛泽东父子们的生活，为他接待客人，整理文稿；一面抽空随毛泽东深入贫苦农家，宣传革命道理，亲自上台讲课，利用通俗活泼的形式，对农民进行启蒙教育，鼓励他们团结起来与地主豪绅进行斗争。先后在毛氏宗祠、李氏宗祠等处创办了10多所农民夜校、相继成立了20多个秘密农会以及公开的群众性革命组织——“雪耻会”。
在韶山，杨开慧协助毛泽东创建了中国农村最早的党支部之一——中共湖南韶山特别支部，杨开慧是监誓人。
转眼到了8月，毛泽东回到韶山待了半年多。这时广东革命政府已几次来信，催促毛泽东早点去那里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组织领导全国的革命战争。
晚秋时节，毛泽东离开故乡韶山，去广州途经长沙，重游橘子洲时写了这首让整个长沙为之骄傲的作品——《沁园春·长沙》：“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这首词充满了壮志豪情。在家乡充了大半年的电之后，此时的毛泽东进入一个新的蓄势待发的阶段。正是因为有在韶山农村的这段休养经历，才有后来农民运动讲习所的辉煌。
1925年12月，毛泽东写信给杨开慧，告诉她自己过了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让她带着家人一起到广州团聚。1925年12月16日，杨开慧离开韶山。在韶山这片热土上，她工作了10个月零10天。
杨开慧到广州后，见毛泽东很忙碌，便也马上投入了工作。此时，他们寓居在东山路庙前西街38号。当时的毛泽东几乎是通宵达旦地工作，撰写《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他把草稿交给杨开慧，由她誊正。
杨开慧常常是一边伏案誊抄，一只脚放在摇船上，轻轻地摇着正在酣睡的岸青。
这一期间，杨开慧仍然和在上海时一样，协助毛泽东工作，担任秘书。并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把在韶山的调查材料整理出来了。
此时国民党右派势力向革命左派猖狂进攻，党内陈独秀等人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而张国焘等人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而毛泽东在研究“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杨开慧整理出来的调查材料正好给他做参考。
国民党二大后，毛泽东参加了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1926年3月19日，他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农讲所创办于1924年7月，目的是“养成农民运动人材，使之担负各处地方实际的农民运动工作。”此前已有五届毕业生，共400多人。最初的主办人是澎湃，毛泽东接办第六届。
第六届农讲所招收了来自20个省份的327名学员，是办学时间最长、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一届。毛泽东亲自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地理》三门课程，其中《中国农民问题》授课总时长达到23个小时。
主持第六届农讲所期间，毛泽东主编了《农民问题丛刊》，在为其写的序中，他鲜明地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他还指出：“经济落后半殖民地的农村封建阶级，乃是国内统治阶级和国外帝国主义之唯一坚实的基础，不动摇这个基础，便万万不能动摇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物”。他又说：要"建立联合战线"。因此，中国革命的形式只是这样：“不是帝国主义军阀的基础——土豪劣绅贪官污吏镇压农民，便是革命势力的基础——农民起来镇压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中国的革命只有这一种形式，没有第二种形式。”
1926年10月下旬，国民政府决定从广州搬到汉口去。随后，毛泽东接到中共中央通知，调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前去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就任新职后提出的第一件事情是在武昌开办农讲所。12月，毛泽东从上海抵达武汉，与湘、鄂、赣三省国民党党部商议筹办事宜。根据国民党中央决定，农讲所最后定名为“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以邓演达、毛泽东、陈克文为常务委员，学制4个月。
1927年2月12日，毛泽东结束了为期32天的湖南农村考察回到武昌。不久，杨开慧和母亲跟着举家北迁，带着孩子们来到武昌，住进了都府堤41号。全家人在这里度过了最后一段美好的家庭生活。她和毛泽东的第三个孩子毛岸龙也在这里诞生。
3月5日，毛泽东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3月7日，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始上课。学生来自全国17个省，共800余人。恽代英、瞿秋白、彭湃、方志敏、李汉俊、李达等分别讲授主要课程。毛泽东同志亲自担任《农民问题》和《农村教育》等主要课程的教学。农讲所培养了一批有马列主义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的领导农民运动的优秀干部。
6月18日，农讲所举行毕业典礼。大多数学生被委任为农民协会特派员，深入农村开展农民运动。大革命失败后，许多师生参加和领导各地的武装起义，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武汉的日子，对于杨开慧来说，艰苦而又紧张。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许克祥“马日事变”、汪精卫“七一五事变”等接连发生，局势越来越紧张，武汉的反革命政变迫在眉睫。
在革命的紧急关头，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紧急会议，这就是著名的“八七会议”。会后，瞿秋白要毛泽东去上海党中央工作。而毛泽东此时已决心去发动秋收起义，上山打游击，于是回答说：“我不愿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交绿林朋友。”
毛泽东“上山”的请求得到了瞿秋白和中央的批准。
1927年8月12日，毛泽东和杨开慧带着全家离开武汉，前去长沙。此时的长沙，气氛十分紧张，被一片白色恐怖笼罩着。
8月18日，改组后的新湖南省委在长沙近郊的沈家大屋举行会议，讨论秋收起义的问题。毛泽东主张“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秋收起义的行动已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杨开慧期待着这场暴风雨的到来，也开始做着参加秋收起义的准备。然而，毛泽东已意识到未来斗争的艰巨性，决定自己独自前往，而让杨开慧回板仓，去照顾母亲和孩子，并参加那里的农民运动。杨开慧多么希望跟毛泽东一起，奔向湘赣边界，去参加秋收起义啊！但是考虑再三，她还是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
毛泽东先送杨开慧回板仓。8月31日，毛泽东从长沙乘火车前往安源。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屠杀，毛泽东赴湘赣边领导秋收起义。这个时候，他与杨开慧结婚7年，生下3个孩子，大的才5岁，小的才几个月。他们怎么也没想到，这次话别，竟是他们的永诀。
杨开慧独自带着三个孩子回到板仓，继续坚持地下斗争，参与组织和领导了长沙、平江、湘阴等地的武装斗争，发展党的组织，坚持革命斗争整整3年。
1929年2月，当得知伍若兰烈士（朱德的妻子）牺牲的消息，杨开慧更加确信：死神已经离她不远了。某天深夜，她提笔写下了一首诗《偶感》：
“天阴起朔风，浓寒入肌骨。念兹远行人，平波突起伏。足疾已否痊，寒衣是否备？孤眠谁爱护，是否亦凄苦？书信不可通，欲问无人语。恨无双飞翮，飞去见兹人。兹人不得见，惆怅无已时。心怀长郁郁，何日复重逢。”
她问毛泽东，天气冷了，棉衣备下了吗？是否也和自己一样，生活亦十分凄苦？她说，希望能有一只鸟，马上将自己带到丈夫身旁，因为，她感觉留给她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1930年10月24日，杨开慧潜回板仓看望母亲和孩子，被军阀密探发现，当晚凌晨80余人团团包围了杨开慧的家。她被逮捕时，连同8岁的儿子毛岸英和保姆也一同被抓去。她先被关在国民党的“清乡司令部”，怕有人劫狱，又转移到长沙陆军监狱。
面对穷凶极恶的国民党长沙警备司令部“铲共队”的种种威逼利诱、严刑拷打，杨开慧坚贞不屈、大义凛然。敌人逼问她毛泽东的去向，要她公开宣布与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杨开慧斩钉截铁地回答：“要我与毛泽东脱离关系，除非海枯石烂！”
1930年11月14日，杨开慧于浏阳门外识字岭英勇就义，年仅29岁。
一个多月后，噩耗传到瑞金。毛泽东极度悲伤，强抑内心悲痛，挥笔致函杨老夫人及杨开慧的亲属，沉痛地表示：“开慧之死，百身莫赎”，并寄款为杨开慧修墓立碑。
此后，毛泽东从未停止对杨开慧的思念。1957年2月，杨开慧当年的好友、柳直荀烈士的夫人李淑一写信给毛泽东，请求抄寄毛泽东1920年写给杨开慧的那首《虞美人·枕上》。李淑一的来信，勾起了毛泽东内心世界难以平息的情感波澜，他满怀深情地写下感天动地的千古绝唱《蝶恋花·答李淑一》：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
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
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对女子的称呼本应用“娇”字，当年推荐杨昌济去北京大学任教的章士钊曾请教毛泽东“骄杨”当作何解，毛泽东则说：“女子为革命而丧其元，焉得不骄？”
杨开慧牺牲52年以后的1982年3月，在对杨开慧故居进行翻修整理时，从墙壁的夹缝中，发现了杨开慧书信手迹7封，1990年再次翻修时，又从杨开慧卧室檐头下发现了一封信。
其中有一封写于1929年12月26日的信，写道：“我要吻你一百遍”
润之：
“几天睡不着觉，无论如何，我简直要疯了。许多天没来信，天天等。眼泪……我不要这样悲痛，孩子也跟着我难过，母亲也跟着难过。简直太伤心了，太寂寞了，太难过了。我想逃避，但我有了几个孩子，怎能……五十天上午收到贵重的信。即使你死了，我的眼泪也要缠住你的尸体。
你是幸运的，能得到我的爱，我真是非常爱你的哟！不至于丢弃我吧？你不来信一定有你的道理。普通人也会有这种情感，父爱是一个谜，你难道不想你的孩子吗？是悲事，也是好事，因为我可以做一个独立的人了。
我要吻你一百遍，你的眼睛，你的嘴，你的脸颊，你的额，你的头，你是我的人，你是属于我的！
昨天我跟哥哥谈起你，显出很平常的样子，可是眼泪不知怎样就落下来了。我要能忘记你就好了，可是你的美丽的影子、你的美丽的影子，隐隐约约看见你站在那里，凄清地看着我。谁把我的信带给你，把你的信带给我，谁就是我的恩人。
天哪，我总不放心你！只要你好好地，属我不属我都在其次，天保佑你罢。今天是你的生日，我格外不能忘记你。晚上睡在被子里，又伤感了一回。听说你病了，而且是积劳的缘故……没有我在旁边，你不会注意的，一定要累死才休！
你的身体实在不能做事，太肯操心。天保佑我罢，我要努一把力，只要每月能够赚到六十元，我就可以叫回你，我不要你做事了，那样随你的能力、你的聪明，或许还会给你一个不朽的成功呢！
又是一晚没有入睡。我不能忍了，我要跑到你那里去。小孩，可怜的小孩，又把我拖住。我的心挑了一个重担，一头是你，一头是小孩，谁都拿不开。我要哭了，我真的要哭了！我怎么都不能不爱你，我怎么都不能……
人的感情真是奇怪……我真爱你呀！天哪，给我一个完美的答案吧！”
如果说，一首《蝶恋花》表达了毛泽东对杨开慧深沉的爱。那么杨开慧留下的这些未寄出的信同样表达了她对毛泽东不悔的、深沉的、永恒的爱。他们的伟大爱情是不朽的，是永远有着绚烂的光彩的。
而且，这伟大的爱不止于恋人之爱，还有对共同的信仰之爱，对“实现劳苦大众的解放”的梦想之爱。这毫无疑问是一种大爱，也是一种“壮志”，而要拥有这种大爱和壮志，必须觉悟，要觉悟就必须要“开启智慧”。
毛主席重回韶山写道：“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杨开慧的临终遗言是：“死不足惜，但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
这让我不禁想起了毛泽东1945年在《论联合政府》里写的一段话：“到了一九二七年春夏之交……生气蓬勃的中国大革命就被葬送了。从此以后，内战代替了团结，独裁代替了民主，黑暗的中国代替了光明的中国。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他还说，“成千上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我想，正是因为具有这种为了信仰敢于牺牲、勇于牺牲的大无畏精神，我们党才能在极端困境中发展壮大，在濒临绝境中突出重围，在困顿逆境中毅然奋起，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是杨昌济诞辰150周年，是杨开慧诞辰120周年。在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今年我去了三次开慧小镇。我们从2015年在开慧镇举办世界创客大会开始，我们便将其当成创业的出发地，使命的原点，我对于开慧这个地方的感情，已如故乡一般的亲切。早在上半年，我就想，其他文章可以慢些写，但纪念杨开慧的文章非写不可。
尽管非常重视，但直到11月6日杨开慧诞辰日我才正式开始酝酿《杨开慧的觉悟之路》，12月1日开始动笔，连续写了三天，完成了一万余字。后因为工作繁忙，便中断了，直到12月26日终于又续上，而恰巧这一天又是毛主席诞辰日。
“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谨以此文纪念杨开慧同志诞辰120周年，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8周年！让我们高高举起他们的旗帜继续前进吧，不忘初心，继续奋斗，“但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
刘玄奇
2021年12月26日于蔚秀书房
（全文1.6万余字）
图：2021年11月6日于开慧村党建服务中心合影